湖北日報評論員胡思勇
編者按
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搶抓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戰略機遇，使湖北發展走在中西部地區前列，這是省委八屆五次全會確定的重要任務。要完成這一任務，必須站在全國發展大局、順應世界發展潮流的戰略高度，認清省情，找準差距，創造條件，探尋路徑。為此，本報組織了這組評論。
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都具有階段性。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所具備的發展條件即資源稟賦結構不同，比較優勢也不同。一個國家或地區只有從所處的發展階段出發，制定相應的發展戰略，才能順利推動經濟增長。因此，湖北實踐科學發展觀，搶抓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歷史機遇，必須首先回答“湖北在哪里”這一基本問題。
“一個中國，四個世界”———湖北屬于“第三世界”
盡管以GDP衡量經濟發展存在缺陷，但強調科學發展并不完全否定GDP。在一定程度上，GDP可以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規模；人均GDP則適合于衡量其經濟發展水平，即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所處的經濟增長階段。由于我省發展的最終目標是追趕發達國家的先進水平，因此考察湖北的發展階段，不僅要放在全國坐標之中，更要放在世界背景之下。
世界銀行根據人均GDP購買力平價標準（PPP)把全球206個國家和地區劃分為低收入組、下中等收入組、上中等收入組和高收入組。按照這一劃分方法，2000年我國人均GDP已進入世界下中等收入階段，世界排序居第128位。細分31個省市區，則是“一個中國，四個世界”。其中，上海、北京1999年人均PPP分別為15516美元（人民幣30805元）、9996美元（人民幣19846元），與高收入國家水平相當，分別居世界第45位和64位。湖北人均PPP為3281美元（人民幣6514元），屬于“第三世界”，居全國第12位，世界第129位。此外，我國在世界排名最后的三個省分別居第177位、157位和155位。
這說明，湖北發展總體處于欠發達的中間階段，與全國先進地區差距較大（相距65位－84位），而與位居后列省份的距離較近（相距26位－48位）；從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角度看，我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存在拖后腿的問題。
兩次現代化實現程度———湖北“有高有低”
人類歷史經歷了兩次現代化。即以發展工業經濟為特征的經典現代化———工業化；以發展知識經濟為特征的新型現代化———知識化。
第一次現代化實現程度指數的涵義是：以1960年工業化國家的平均值為標準值，第一次現代化實現程度達到100％時，表明第一次現代化的10個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大約達到了當時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完成了工業化。2001年，上海的實現程度指數最高，達到97％；湖北為81％，居全國第10位。位居最后三個省的工業化實現程度指數分別為60％、61％、62％。
第二次現代化實現程度指數的涵義是：第二次現代化評價以2000年高收入國家的平均值為基準值。第二次現代化指數大小，反映評價對象與2000年高收入國家平均發展水平（世界先進水平）相比的相對水平（或差距）。據測算，2001年全國第二次現代化實現程度指數北京、上海最高，分別達到74％、66％，表明北京、上海處于第二次現代化的準備階段。湖北為31％，居全國第13位，實現程度比北京、上海低一半以上。
為進一步觀察第二次現代化實現程度指數，我們參考新經濟指數。根據新經濟品質和發展潛力，2001年北京分值最高，達到97.3％；廣東60.2％，居第3位；湖北42.1％，不及北京的一半，居全國第21位�？梢�，實現工業化仍然是湖北的重要任務；盡管擁有一定的科技優勢，但第二次現代化湖北還沒有破題；湖北發展是典型的“兩次現代化一步走”。
市場化指數———湖北在改革進程中“中間偏后”
我國改革是以市場為取向的。市場化指數既反映了改革的進程，又反映了一個地區在這一進程中的相對位置。2002年全國市場化指數最高的三個省是廣東、浙江、福建，市場化指數分別為9.74、9.10和8.67，湖北為5.57，居全國第17位。
市場化指數有多個考察指標。這里選擇全球化指數看湖北的開放水平，選擇非國有經濟指數看湖北的體制改革績效。1999年，我國全球化指數最高的省份是廣東、天津、上海、北京，分別為364.93、208.78、207.95和201.25；最低的是甘肅（13.00）；湖北為21.19，是廣東的1/15，天津、上海、北京的1/10，居全國第22位。非國有經濟指數最高的省份是浙江、廣東、福建，分別為9.98、9.23和8.91，湖北為4.96，為浙江的一半，居全國第17位。
因此，湖北參與全球經濟的程度不深，資源配置的市場范圍有限，所有制結構不優，市場機制的力量不強。
面對中部地區崛起——“高地”與“洼地”并存
那么，湖北在中部地區處于什么位置呢？在“中部六省”中，1990年－2001年，湖北年均GDP增長11.6％，低于安徽，居第2位；2003年科技進步水平居全國第10位，領先于湖南（13位）、河南（17位）、安徽（18位）、江西（22位）、山西（25位），同時，人均GDP達到9001元（人民幣），居第1位。
但是，湖北經濟運行的質量低于周邊。從宏觀層面看，2001年，湖北地方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4.97％，高于河南（4.7％），低于山西（7.5％）、江西（6.1％）、安徽（5.8％）、湖南（5.2％）。從微觀層面看，湖北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等三項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為51％，低于安徽（51.8％）、河南（59％）、山西（60％）。
這表明，一方面湖北擁有發展優勢，有條件在中部地區率先加快發展，實現走在中西部地區前列的奮斗目標；但另一方面，經濟基礎比較薄弱。
明顯的梯度差異——“金字塔結構”
“一個中國，四個世界”，形象概括了我國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這種“梯度差異”湖北同樣存在。
參照1999年全國“四個世界”的人均GDP指標，2003年武漢人均GDP最高，超過北京當時的水平，達到21280元（人民幣，下同），屬于第一梯隊；鄂州、潛江、荊門、黃石在12000元－10700元之間，屬于第二梯隊；宜昌、襄樊、仙桃、十堰、孝感在9900元－6700元之間，屬于第三梯隊；其他七個市（州、區）在6200元－3600元之間，屬于第四梯隊。
從人均財政收入看，2003年全省平均432.49元。平均數以上的地區有武漢（1276.37元）；400元以上有宜昌（421.77元）；300元以上有鄂州（335.57元）、黃石（318.75元）；200元以上有荊門（298.74元）、襄樊（292.26元）、十堰（263.07元）、天門（227.89元）、神農架（227.85元）、黃岡（220.09元）、潛江（208.87元）、荊州（205.00元）、咸寧（204.10元）；其他四個市（州）在200元以下。這種劃分結果是“五個梯隊”。把兩種劃分結果歸結起來看，在第一梯隊重疊的地區只有武漢市；在第二梯隊、第三梯隊重疊的有鄂州、黃石、宜昌。很明顯，湖北發展形態是典型的金字塔結構；所處“梯隊”層次越低，地市數目越多，這就大大影響了湖北在全國經濟格局中的位置。
湖北發展屬于“混合趕超型”
從以上分析，大致能看出影響湖北未來發展的省情基礎。從工業化程度、人均GDP等指標看，湖北在31個省市區中居第10位－14位，屬中上水平；從改革開放和新經濟的水平看，湖北居第17位－22位，居中后列。由此可見，湖北經濟發展形態是異質的、多樣的，差距甚大；總體水平處于向中等收入過渡的起步階段；不論湖北全局還是各地發展都是典型的“混合趕超型”。
現代經濟增長具有規律性，一般要經過四個階段：在低收入水平階段，發展屬于“要素驅動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土地和資源、非熟練勞動力，主要產業為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和低技術密集型；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過渡時，開始進入“投資驅動型”，增長主要依賴于資本投資，包括對基礎設施的大量投資和吸引外資，主要產業為資本密集型、中技術密集型；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過渡時，開始進入“技術驅動型”，增長主要依賴于技術投入，開始從技術進口經濟向技術生產經濟轉變，產業選擇高技術密集型、中技術密集型；在高收入階段，屬于“創新驅動型”，增長主要依賴于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產業選擇為高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
因此，“一個湖北，四個梯隊”的省情，決定湖北發展必須選擇不同的產業，在不同層面與外部市場競爭。從空間布局看，是以武漢為中心的“經濟等高線”式的梯級分布；從發展隊列看，是以武漢為首的雁陣。一方面，武漢必須實施追趕全國和世界先進水平的發展戰略，形成增長極，對雁陣產生強大拉力；另一方面，各地必須立足實際，通過選擇符合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對“頭雁”產生強大推動。“拉”與“推”互促互動，形成富有活力的“雁陣”。應該提醒的是，知識革命對各個地區的機遇是不均等的。對落后地區與其說帶來了機遇，不如說增加了更多的約束條件，因此每個地區都要樹立健康的趕超心態，避免急于求成。每一個“梯隊”都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湖北經濟就會千帆競渡，百舸爭流，形成各種活力競相迸發的局面。
在全球化和市場化進程中，東部地區明顯走在湖北前頭。一方面，商業文化的歷史積淀和強烈的改革意識與決心，提高了東部地區政府和民間資本對市場的適應性效率；另一方面，外資和外企的進入，帶來了新的參照、新的經驗、新的模式，又給經濟注入了活力。整個東部地區因此實現了開放與改革的良性互動。湖北是“兩老經濟”，即老工業基地和老農業基地。舊體制存量大，“路徑依賴”嚴重。當前，作為老工業基地，正處在艱苦的轉型之中；作為老農業基地，農村工業化還沒有破題。這就決定了湖北對市場經濟的適應性效率較低，“體制趕超”是一個陣痛較長的過程。所以，湖北既要進行多層次比較，看到差距，又不能盲目攀比；既要有發展的緊迫感，又不能浮躁；既要正視歷史因素，循序漸進，又要自我加壓，不斷深化改革，充分挖掘潛能，盡快實現與東部地區的“發展趨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