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君 鄭艷

促進中部崛起、加快中部經濟發展，意味著要提升這一地區的競爭力。根據“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是產業競爭力”的觀點，我們認為，提升湖北產業競爭力，是實施中部崛起戰略的關鍵環節。

一、湖北經濟發展現狀及產業競爭力分析

一般而言，衡量某一地區整體產業競爭力的大小，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根據“產業—企業—產品—技術與管理”的邏輯鏈，產業內企業及其產品的競爭力，最終由企業的科技創新水平和管理水平來衡量；二是產業組織結構的合理性，這可以用市場集中度、龍頭企業和配套企業的關聯程度等來判斷；三是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的互動和良性循環程度，如主導產業的帶動力及其對相關產業實現規模經濟的影響等。根據上述設定，再比較湖北與東部沿海省份經濟發展的差異，便可以發現，湖北產業的整體競爭力的確存在不足之處。

（一）多數產業內缺乏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及產品

1、國有企業脫困改制任務重，經濟效益低下，競爭力不高。

湖北作為老工業基地之一，國有企業數目眾多。長期以來，支撐全省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是國有企業。但是由于省內的大多數國有企業同其它地區一樣，技術、設備、產品老化，社會負擔沉重、冗員過多，其經濟運行狀況日益艱難，生產運營始終在低效率的水平上徘徊，脫困改制任務艱巨，競爭力難以提高。2002年，湖北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率為32.74％，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53個百分點。

2、大多數民營企業規模小，結構層次不高，綜合實力不強。

民營經濟是一個地區內經濟發展的活力。湖北民營經濟雖然在近幾年發展較快，但是與沿海省份相比，其綜合素質不高。除了極少數民營企業有一定的規模外，其它民營企業大多無法在湖北經濟發展中起到支柱作用。據統計，2003年湖北民營工業企業共計29.23萬家，規模以上的私營企業僅1706家。在2002年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湖北僅有3家。在產業結構方面，湖北個體私營企業以第三產業為主，制造業發展不夠，科技型企業很少。另外，許多民營企業內部還存在著管理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等問題。

3、品牌產品少，知名企業不多。湖北省的多數產業沒有在全國有影響的名牌產品，尤其是汽車、生物醫藥、光電子信息等戰略性產業著名品牌不多。在2003年國家質檢總局評選的全國142種名牌產品中，湖北僅有“舒蕾”、“仙桃”（精紡呢絨）、“紅雙環”（純堿）三個品牌入圍。由于各個產業內的名牌產品少，企業缺乏競爭力，難以占據有利的市場地位，提高經濟效益。

4、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不足，且流失現象嚴重。

截至2003年年末，湖北全省擁有普通高校76所，研究生培養單位42個，各類開發科研機構1700多家，科技人員90多萬，是全國三大智力密集區之一。但在科技轉化為生產力過程中，高層次專業人才與湖北科教大省的地位也不相匹配：一方面，缺乏企業應用型高新技術人才，尤其是新材料、新能源、光纖技術、生物技術、生態工程、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相對不足；另一方面，具有專業背景、有戰略眼光的企業家和企業經營管理人才稀少，知名企業家不多，職業經理人階層尚未形成。另外，許多企業后續人才供給不足，出現人才斷層。根據抽樣調查，在武漢地區高校畢業生中，只有20%左右的本科生，10%左右的碩士生和5%左右的博士生留在武漢工作。

（二）產業組織結構很不合理，市場集中度低，多數產業內缺乏有實力的大企業集團，規模經濟效益差

1、產業內市場集中度低，普遍達不到規模經濟。

工業企業規模結構不合理，有實力的大企業偏少。根據湖北省統計局的數據，2002年，在湖北省38個行業中，80%的行業集中度低于40%，再加上企業“小而全”、“小而弱”、“小而散”型，專業化分工水平低，導致競爭力低下。

2、地區產業結構嚴重趨同、資源分散，難以形成有競爭力的大企業。一是工業產業門類多，但優勢分散、支柱產業主體地位不突出。目前我省工業產業涉及到全部40個工業大類，以及300多個中類和1000多個小類。二是主要工業產品規模化、集約化程度不高。汽車工業除東汽、神龍外，其余整車企業生產能力均不足萬輛。鋼鐵工業除武鋼、冶鋼、鄂鋼具備一定規模外，其余15家地方企業年均產量不足5萬噸，且品種結構嚴重趨同；水泥工業除華新、葛洲壩、光化等幾家企業在30萬噸以上規模外，其他200多家企業大部分在10萬噸左右；化肥工業除湖北化肥廠、宜化、黃麥嶺、雙環集團等外，其它50多家企業均未達到最低經濟規模。結構趨同、規模效益低、組織結構不合理的直接后果，使湖北工業難以按照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形成專業化分工協作和合理有序的發展格局，在國內和國際上有競爭力的大企業少。

（三）產業結構在三次產業之間及不同地區之間不合理

1、不同產業的發展差異巨大，產生嚴重失衡。

湖北經濟增長主要靠少數產業、企業、城市支撐，大多數產業、企業、地區增長乏力。2002年，全省近40個工業行業中僅有交通運輸設備、醫藥、普通機械三大產業產值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汽車產業對工業增長貢獻率高達42%。與汽車產業密切相關的十堰、襄樊新增利潤占全部工業新增利潤的86.5%。東風、武鋼等大型企業對全部工業利潤的貢獻率高達75%。

2、省內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突出，縣城經濟十分薄弱。

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發展差距日益擴大。2002年，縣域工業增加值增幅比全省低3個百分點；第一產業增加值的增幅比二、三產業低8.3個百分點。全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3.9%，比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低7.1個百分點。農村和城市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的差距，已由2000年底的1.5個百分點擴大到2002年的11.4個百分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壓力沉重。

3、輕重工業比例失衡，加工組裝制造業比重偏低。

湖北的工業基礎是計劃經濟時代由外力推動形成的，輕重工業比例不合理。在湖北省六大支柱產業中，有五大產業屬重工業。而且，湖北工業結構重型化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1990年輕重工業的比例為1：1.28，到2003年擴大為1∶2.19。另外，加工組裝制造業占制造業的比重是衡量國家和地區工業化程度的標志之一。一般來講，加工組裝制造業附加值比輕型制造業和原材料制造業高，加工組裝制造業占制造業比重越大，工業化程度越高。2002年湖北省加工組裝制造業為309.26億元，占制造業的29.6%，低于全國7.6個百分點。

4、傳統工業和新興產業之間的斷層進一步凸現。

高新科技產業單兵突進，而大多數傳統工業產業升級滯緩，形成產業發展鏈條上的斷層。除高科技產業和汽車產業技術裝備條件稍好外，我省大多數產業裝備技術十分落后。2000年，全省主要行業中技術裝備達到國際一般水平和國內先進水平的比重，鋼鐵行業為75%、紡織行業為39%、石化行業為37%、機械行業為25%、電力工業僅9%、建材行業僅3%。2002年，全國技術改造投資增長11.1%，而我省僅增長9.1%。大多數傳統產業的技術落后使得產業發展的斷層日益加劇。

二、提升湖北產業競爭力的途徑與對策

提升湖北產業競爭力的基本途徑是：從企業內部入手，提高企業技術和管理水平，構建企業競爭優勢，以加固產業競爭力的微觀基礎；有效安排產業組織，以龍頭企業帶動配套企業，促進規模經濟，提高產業的附加值，以構筑產業競爭力的中間支架；正確選擇主導產業，推動產業組織合理化與產業結構高度化之間的良性循環，以打造帶動湖北經濟高速運轉的“發動機”。

（一）提升企業的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培育企業核心能力，加固產業競爭力的微觀基礎

根據“產業—企業—產品—技術與管理”的邏輯鏈，產業競爭力的提升，有賴于企業競爭力的構建，最終歸結為企業核心能力的培育。許多人將企業核心能力與核心技術、專有技術等等量齊觀。事實上，核心能力的主體構件有三種：基于硬技術的能力，基于制度或運行的能力，基于資源的能力。在核心技術一定、或者核心技術相對落后、或者獨占核心技術難以取得持久競爭優勢的情況下，從建設獨特的制度或運行條件、環境入手打造核心能力，是一種良好的選擇。這樣做，與開發、引進核心技術相比，會產生收效快、時間省、投入少的效益。企業也應改變將核心能力與核心技術劃等號的做法，從提升管理水平、建設良好的制度環境等方面培育核心能力。

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推動大學文化與商業文化的融合、科學家與企業家的對接。鼓勵創業，支持企業并購校辦、院辦企業和院所改制企業，發展壯大一批科技型企業。以企業為主體，積極推進產學研結合，營造企業技術創新體系。繼續抓好國家級和省級技術中心建設，支持企業建立起自己的研發機構。

加強企業管理制度的建設，培育真正的企業家。首先要建立完善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和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徹底廢除官本位制度，取消企業領導(經理人)的行政級別，建立企業家的職業本位機制。建立企業家市場和企業家資格鑒定和評估機制，促進企業家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動，提高對他們的約束力。

（二）形成龍頭企業與配套企業互補合作的產業組織結構，構筑產業競爭力的中間支架

產業競爭力的提升，還有賴于培育出一批具備競爭力的龍頭企業、骨干企業以及相互有效關聯的配套企業，形成首尾相接、環環相扣、能創造更高附加價值的產業鏈。

有效的產業組織結構的形成，有以下三種途徑：一種是以大型企業為龍頭，以一批中小企業為配套組織，構建緊密型或者半緊密型的企業集團。二是在專業化分工的前提下，實現眾多具有專長的中小企業的集群化發展。三是通過企業組織結構創新，以虛擬經營方式，構建虛擬企業。

（三）合理選擇主導產業，優化和提升產業結構，打造帶動湖北經濟高速運轉的“發動機”

提升湖北產業競爭力的環節就是合理選擇主導產業，強化優勢產業，培植新興產業，加快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優化和提升產業結構。

根據主導產業的選擇基準，如，需求收入彈性高、生產率上升率大、產業關聯性和擴散效應強、能實現持續發展等，湖北制造業的主導產業可以確定為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汽車工業、鋼鐵工業、醫藥制造業以及環保產業等。具體而言，應當充分利用武漢·中國光谷這一優勢,重點發展光纖光纜、光電器件、激光、軟件等光電子信息產業；依托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發展轎車、輕型車、專用車以及電動汽車產業；依托武鋼,加快鋼鐵向深加工發展和延伸,大力發展新材料；加快生物技術與新醫藥產業的建設和發展；充分利用武漢市大型裝備制造業存量優勢,延伸發展環保產業。

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大力發展特色農業，把畜牧業、水產養殖業、花卉林果業發展成大產業，把農副產品加工業培育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以培育龍頭企業為重點，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

發展提高商貿、運輸等傳統服務業的同時，著力發展金融、信息、咨詢、中介、旅游、房地產、教育等現代服務業。

（四）加大產業結構政策與產業組織政策的互動和良性循環

產業結構政策和產業組織政策之間的順暢傳導和互動，也是提升產業競爭力的重要環節。因此，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要有效發揮產業組織和產業結構之間的良性互動作用關系，推動產業整體實力的上升。

政府制定一定的產業組織政策，并促使其作用力順暢傳導到產業結構，使后者得以優化。如，運用退出撤資、兼并、一體化等產業組織政策工具，將其作用力傳導到產業結構上，從而實現產業結構改變和調整的目標，如，壓縮供給過剩產業的規模，提升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產品的結構等。

另外，也應該促使產業結構政策的作用力有效傳導到產業組織，使后者發生變化。

(作者胡立君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現代產業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博導)